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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/王雁股票杠杆要利息吗
每次翻我爸那本磨破封皮的《美丽富饶的塔尔迪库尔干》画册，指尖划过雪山下的毡房、伊犁河上的老渡船，还有哈萨克老人笑出褶子的脸，我总忍不住愣神——这双手拍过这么多好风景，当年却攥着个没拉链的提包，在伊宁街头晃悠，连下一顿饭在哪都没谱。
我爸的一辈子，就像他镜头里的光影，有暗得看不见底的黑，也有亮得晃眼的甜。
我爸生在四川内江，听着是“甜城”，可他的日子半点不甜。10岁就去学做冰糖，师娘脾气爆，稍不顺心就把他打得脸青鼻肿。
我小时候听他说这段，总攥着小拳头问“为啥不跑？”
他笑着揉我的头“跑了咋活？那会儿连饭都吃不饱”。
现在想想，10岁的娃哪懂什么“活路”，不过是咬着牙扛罢了。 12岁那年，他实在扛不住，揣着几个干馍就逃去成都，在亲戚店里当学徒。
展开剩余88%晚上别人睡了，他摸去春熙路的会计学校听课，煤油灯熬到半夜，笔记记得比谁都认真。
1950年成都解放，他刚满14岁，立马报名参军——我总说他“胆子大”，他却说“就想找个正经出路，不再让人欺负”。
可进军西藏时，因为年纪小，他又被送回成都随营学校，后来分配到公安局，从户籍警干到刑警，勘测现场、搞摄影，样样出彩。
“王建基”这三个字，在当时的成都公安系统，那可是响当当的。
他还爱写点破案小故事，《中国青年报》《四川日报》都登过他的文章，我后来翻那些旧报纸，看着标题《盖章的人》《冒名顶替》，心里直佩服：我爸年轻时，比我现在还能干！
可没等风光多久，一场风暴就把他卷进了“右派”的行列——据说文章触怒了某些领导。
我爸这人脾气倔，哪能忍下这口气？在雅安农场蹲了几个月，他咬咬牙，把准备结婚的家当全卖了，1959年5月，挤上了西去的火车。
他总跟我形容那趟“流浪之旅”：火车到尾亚站就到头了，再坐去乌鲁木齐的车，连个蓬布都没有，几十个人像装牛羊似的挤在车厢里，烈日晒得皮肤疼，想上厕所都挪不动窝。
“那几天‘咱们新疆好地方’听得耳朵起茧，可我满脑子就一个念头：能到乌鲁木齐，就算没白来。”
到了乌鲁木齐，街上到处喊“欢迎来工作”——那会儿新疆缺人开荒，能自由选职业。
我爸早听说伊宁是“花园城市”，有诗说“屋后果园窗前花，红绿葡萄架上爬”，揣着这点念想，他又辗转去了伊宁。
到了伊宁，正好赶上古尔邦节，街上满是穿节日衣裳的维吾尔族老乡，面肺子、烤串的香味飘得老远。
我爸提着破提包瞎转悠，饿了就掏一毛钱买个羊头啃，说“这辈子没吃过那么香的肉”。
可吃饱了才想起慌：工作在哪？家在哪？现在我想象他当时的样子，一个外乡人站在热闹的街上，孤独得像棵没根的草，心里就酸酸的。
转机是在垦区商店照相馆来的。老师傅杨希松看他可怜，又听说他懂点摄影，就说“留下试试”，还管吃住。
我爸后来跟我说，那天他差点哭了——在新疆漂了这么久，总算有个落脚的地方了。
上班第一天，老师傅胥生源就给了他个“下马威”：让他去暗室洗照片，还把学员都支走，明摆着是考验。
我后来学过点摄影才知道，暗室洗片是技术活，药水浓度、曝光时间差一点都不行。
可我爸当年愣是凭着在公安系统练的功底，洗出来的照片又亮又清晰，一人顶俩用。
“那会儿我就想，绝不能丢这份工作，这是我的救命稻草啊！”他说这话时，眼里还闪着光。
就这么着，23岁的他总算在伊宁扎下了根。照相馆的人看他人好、技术棒，都帮他介绍对象，可他总摆手——我妈还在成都等他呢！
后来商店协理员知道了，主动帮着办了接家公函，把我妈接到伊宁。
有了家，有了称心的工作，我爸第一年就评上了先进，把奖状贴在墙上最显眼的地方，逢人就指“你看，这是我评的”。我小时候总盯着那张奖状看，觉得上面的红章比过年的窗花还好看，心里特骄傲：我爸真厉害！
好日子没过几年，特殊时期就来了。我爸因为是“自流人员”，又被翻出“右派”的旧账，当成专政对象抓去下矿。
我懂事时，常听我妈哭着说“你爸三次都差点没了”。
第一次是刚到煤矿，王队长让他下井放炮挖煤——那时候煤矿哪有什么安全设施，半夜常听见狗哭、惨叫声，老人说“狗一哭，准出事”，两年就没了好几个人。
我妈急得跟队长吵，才算把他调到竖井挂筐子。可没干多久，一根木棒从井口掉下来，正好砸在他头上，藤条安全帽都砸了个洞，他当场就昏了过去。
抬回家三天，他才慢慢醒过来，连我都不认识了。
我当时躲在门后，看着他眼神空洞的样子，吓得直哭，怕爸爸再也记不起我。
后来他慢慢恢复记忆，还笑着跟我说“没事，你爸脑袋硬”，可我摸他头上的疤，比硬币还大，心里疼得像被针扎。
就算这样，他还得上班：井下不行，就去井上推磨拉煤——那本是马和驴干的活，他却要跟工友一起，推着几百公斤的煤车，一趟来回一公里多。
左胸还被煤筐的木棒打穿过，一累就疼得吐血，这病根跟着他十几年。
最险的一次是1968年冬天，伊犁下了30年不遇的大雪，雅马图渡口冻住了，煤矿让他们背着面粉踏冰过伊犁河。
“734”渡口的冰薄得能看见下面的河水，常有人掉下去。我妈在家急得团团转，直到看见我爸平安回来，才抱着他哭。他却笑着说“没事，老天保佑咱”。
那年冬天，他瘦得皮包骨，脸黑得只剩眼珠转，每天还得拉20车煤，三餐就靠玉米面充饥，又落下了胃病。
可就算这么苦，他还是没丢摄影。
在煤矿劳动时，他写的《光的韵味》入选了自治区摄影论文集；在水磨磨面时，他观察冰雪的样子，后来拍出了“冰莲”“冰捶”，登在《摄影世界》上。
我总说他“太拼了”，他却说“艰苦环境最能锻炼人，还能琢磨摄影，多好”。
那会儿家里穷得叮当响，大姐想织双袜子，要三分钱买竹笺都拿不出。好在我爸会钓鱼，下班后在渠里钓，后来还织网打鱼，一年钓了上百条一公斤以上的鲤鱼，吃不完就熏成干鱼，回成都给姨姨带回去。
我现在还记得，那年冬天，家里总飘着鱼干的香味，那是苦日子里少有的甜。
落实政策后，我爸调到农四师73团照相馆。后来在兵团农四师工会任宣教部长。
那时候农场条件差，周边农牧场的人要翻山越岭来照相，寄给远方的亲人。有一年盛夏，他跟同事挑着几十斤重的照相器材，沿着库克苏河往畜牧营走——45公里的路，雪山像翻涌的浪，松林里飘着花香，同事还编了首歌：“我挑着担儿过草原，清清的流水蓝蓝的天……”
他边走边拍，渴了就喝山泉，饿了就啃干馍，一点都不觉得累。
傍晚到了畜牧营，正巧赶上哈萨克族老乡办喜事——一个七八岁的巴郎要行“割礼”，跟结婚一样隆重。
毡房搭在松林里，炊烟飘到天上，妇女们忙着炖肉、炸馓子，热闹得很。
我爸他们架起外拍机，牧民们围过来，又新奇又惊喜——好多人这辈子都没见过照相。老头儿老太太要照，抱着羊的要照，骑马的也要照，我爸忙得满头汗，却笑得比谁都开心。后来这些照片登在《大众摄影》上，他把杂志藏在枕头下，睡前都要翻一翻。
我问他“爸，你咋这么宝贝这杂志？”他说“不是宝贝杂志，是宝贝这些笑脸”。
在伊犁的30多年里，夏塔鹿场、库斯台鹿场他都去过，22个农牧团场、700多个连队，几乎跑遍了。
冬天零下30多度，他眉毛胡子结着冰渣，还在雪地里拍；夏天苍蝇蚊子围着转，他蹲在麦田里按快门；回到家，用脸盆当洗片槽，碗筷当工具，连夜冲洗胶卷。
我有时候帮他递东西，看他盯着照片琢磨的样子，总觉得他不是在看照片，是在跟照片里的人聊天。
别人都叫他“伊犁通”“活字典”，连老政委祝庆江都找他了解情况。
自治区、兵团编画册，好多资料图片都出自他手——我家两个柜子、几个沙发凳，全成了他的资料柜。
有次内地记者来采访，我爸张口就说出哪个团场有啥模范，哪片草原什么时候最美，记者直夸“王师傅，您比地图还准”。我站在旁边，骄傲得胸脯都挺起来了。
90年代，我爸成了新疆第一个被外国邀请拍画册的摄影家。去哈萨克斯坦的半个月里，他跑了十几个城市，拍了上千张彩色照片，回来还写了18辑游记，登在报纸上，伊犁电视台播了4个月。
我拿着报纸给同学看“这是我爸写的！”，那股骄傲劲儿，现在想起来还忍不住笑。
他还拍了《伊犁垦区》《腾飞吧！天马之乡》好多画册，最有名的就是《美丽富饶的塔尔迪库尔干》。
可我印象最深的，是他骑马摔下来的那张“纪念照”——那年他去雅玛图渡口拍照，场部催他回去拍“双先会”，他把相机包搭在马背上，结果马见了红布包就发疯，把他摔了三次，腿、手、头都受了伤。
可他爬起来，还让同事拍了张满身泥土的照片，后来登在《牧区摄影点滴》里。
我总笑他“爸，你咋这么狼狈还拍？”他说“这是经历，得记着，以后看了还能想起当时的劲儿”。
现在我爸时不时还是爱摆弄相机，说要把伊犁的新变化都拍下来。他总说“我这辈子，从成都流浪到新疆，没别的，就爱这土地，爱摄影”。
我看着他满是老茧的手，看着他镜头里永远鲜活的伊犁，心里就想：
我爸这辈子，虽没干过啥惊天动地的大事，可他把半生都献给了摄影，献给了新疆，苦过、累过、差点丢了命股票杠杆要利息吗，却从没后悔过。在我心里，他拍的不是照片，是他的一辈子，是伊犁的魂，更是一个普通人对生活最执着的热爱。
发布于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